自幼养成一种习惯，每天晚上临睡前一定要读书。于是，床头柜上永远有一盏台灯，于是，枕头下边永远有几本书，于是，每天晚上不管多晚，总要躺着看会儿书。
朋友得知我有此习惯，总是会善意地劝一句：躺着看书对眼睛不好。这个道理我明白，只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已经戴上了500度的眼镜，早在很多年前。
那时候，我还没有养成睡前躺着读书的习惯。由此，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躺着读书是一种方式，而眼睛近视是一种结果。躺着读书这一方式会导致眼睛近视这一结果，却不是导致眼睛近视这一结果的唯一方式。
无奈这个结论父亲却不认同。父亲极反对我躺着读书，极反对！父亲认为，既然眼睛近视了，就更要注意眼睛保健，不能破罐子破摔，使其更近视。
尤其，我在父母监控的那些年里，在家除了做作业之外，读的都是不被父母支持的书。当然，黄色书籍我是不读的，我只喜欢读一些小说、诗歌、散文，而父母只支持我读教科书或者是与学习有关的辅导材料。
可是，那些书惟有正襟坐在课堂上才能读得进，是不适合躺着读的，而不躺着读会儿书，我如何安睡呢？
房间的门上方有一块玻璃，所以，尽管房门关着，灯却是万万不敢点着的，即使点着，也不能点多久，父母准会闻灯醒来。
在那些无法安睡又不敢点起台灯舒舒服服躺着读书的夜晚，我开始用手电筒照着读书，手电筒在黑夜的被窝里，也真的很亮，我很知足。不过没几天，就被爸爸发现了，因为他发现我买了一堆新电池，而且每天早晨垃圾袋中总是多两节旧电池，又在我的床头发现了手电筒。
所谓的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”，大概就是指我们父女俩这样暗中较劲。
爸爸把手电筒没收的时候，正是冬季。冬季的北方是要用电褥子的。电褥子上带着一只小灯泡，象手电筒里那只灯泡差不多大，只是亮度比手电筒低得多，又不象手电筒那样前端的构造可以使光亮散开，而且，只有把电褥子开到最高一档，才最亮，那就意味着我每晚看书要忍受着电褥子的烘烤，虽然不是灼热无比，但是，整晚的高温也足以令我在寒冷的冬夜把棉被晾在一边。
尽管这样，我还是很满足地在电褥子的灯光下度过冬季的每一个夜晚。
终于，天气热到不能点电褥子看书了，哪怕最低档的热度，哪怕不点电褥子。
躺在黑夜的床上，有书不能读，有灯不能点，烦闷凭添了来自外界的炎热。
夜深了，大概人们都睡了吧，北方人不管五冬六夏，总是睡得很早，好象是“困死鬼”托生的。
窗外已经完全安静下来，连树叶仿佛都睡熟了，就只有几盏路灯在昏昏暗暗地困顿着。
对了，路灯！当然，让我拿着书下楼，到路灯下去读，那我是不敢的，我是个不敢在黑夜中走动的女子。当时父母家住在四楼，我的床又正好横在窗前，我坐在窗台上，把书举到面前，就可以借助昏暗的路灯灯光读书了。
就这样，一天天，一年年。
我知道父母至今都不知道我曾经在电褥子和路灯的光线下读书，他们也不知道我在这样的条件下读了多少书。我不想告诉他们，就让他们在他们对我的约束下感到心安，因为，我不可能再成为中小学生，而他们都不可能再为中小学生的父母，说不说出来已经没有意义。
真正可以舒舒服服地靠在床头的靠枕上、点一盏明亮的台灯、拿一本自己心爱的书、想看多久就看多久的日子是在结婚之后，没有父母的管束，跟电褥子和路灯说拜拜。
只是，这样的兴奋并没有维持多久，因为工作、家庭带来的身体和心理等各个方面的压力，正在一点点的吞噬着我，吞噬我的健康，吞噬我的时间，吞噬我的热情，吞噬我的习惯，乃至吞噬我的生命。
从来，从来只是为了能舒舒服服地躺着读书费劲心思，却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，当我可以舒舒服服躺着读书的时候，却不能象以前那样整夜整夜地读书了，没有那样的体力，没有那样的精力，也没有那样的心境了。就象老舍的一句话，终于有花生仁了，但是牙却没了。
台灯，依然摆在床头，书，依然压在枕下。
忙碌了一天之后，疲惫地躺在床上，不想读书，却惦念起父母，惦念父母不知道此时是否已经熟睡，惦念父母曾经对我的管束，惦念那些在电褥子和路灯下读书的日子。
于是，我知道，有去无回的，不止是生命。
欣颖
2003-4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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